周进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可以说，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社会治理创新之道，既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

首先，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智慧，探索社会治理道路，在社会治理理论体系上实现新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以儒家、道家、法家为主要代表的学派，都对社会治理有过系统性论述，各个学派相互渗透，交相影响，形成了天人合一、以和为贵、重民本、求大同等思想，积累了发现问题、阐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治理智慧，弥合了自然与人、人与社会的诸多矛盾，具有永恒的魅力和非凡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全面转型、深刻变革的关键时期，社会治理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亟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我们要秉持客观、科学、理性的态度，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治理的路径，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源力量，赋予传统治国理政智慧新时代生命力，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重要的精神和智力支撑。

其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厚植精神文化根基，在社会治理目标追求上实现新提升。我国传统文化以“民”为本位，以“和”为最高价值，尚“道”、崇“礼”、敬“德”、修“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生动地体现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与社会治理目标要求高度契合。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应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价值理念的传承与发展，在民生改善、共建共治、活力与秩序平衡等领域实现新提升。如，社会治理要以“民”的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关注“民”之所忧、“民”之所盼，致力于解决人民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中华文化中“国”与“家”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提倡“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社会治理也要注重发挥“民”的作用，促进社会整合、引领社会善治，增强民众的凝聚力、向心力，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又如，“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的杰出成果，落实到社会领域就是要构建平稳有序、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实现人人融洽、以和为贵的和谐氛围。社会治理要以“和”为目标，统筹发展与安全，实现安全稳定和活力效率的平衡。传统文化也注重激发人性之善，倡导仁爱友善、扶危济困、恻隐之心等，能够调节社会关系、协调利益矛盾、减少社会冲突，有利于形成和谐稳定的社会状态。

再次，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柔性治理理念，推动促进“三治融合”，在社会治理方式手段上实现新提升。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融”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融”也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要找准契合点柔性治理。社会治理中人的情感、欲望、人心等管理很难通过刚性制度强制管理，“三治融合”能够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和德治的刚性约束，促进社会治理制度转化为自身内心信念、外化为行为规范，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运行保障。传统治国理政中以和为贵、德主刑辅就是一种柔性治理，是一套行之有效、约束力强的价值体系、行为规范和治理模式。中国在传统息诉文化的浸润下追求“无讼”境界，融天理、国法、人情于一体，既依靠法律也尊重情理，化干戈为玉帛。我们可以依托乡贤民间力量，将行政性职能与社会性、道德性职能相互融合，从而有效推动社会治理方式手段实现新提升。例如，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乡贤和村规民约作用，倡导“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可以将法律制度和道德伦理具化为老百姓听得懂、想得通、做得到的行动准则，从而通过柔性治理促进人的思想和行为从内而外的转化，引导民众判断是非、明辨荣辱、辨识善恶，以理性的思维作出科学的行动选择。

（作者系中共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

原载于《南京日报》2023年12月14日第A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