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兵  尚庆飞

摘要:  历史方位，是指我们党和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地位、环境和条件。历史方位是由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时代、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所面临的重要历史任务所决定的。科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需要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历史重建、科学社会主义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人类现代化进程与“中国方案”的世界历史意义这三重维度加以思考。通过对新时代历史方位的深入剖析，不仅对于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而且对于准确把握新方略、新使命和新要求，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 新时代; 历史方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860( 2018) 04-0094-07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 P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将这一新论断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与人类走向现代化历程这样三重维度下加以考察，可以更加科学、更为全面地把握这一判断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历史重建

在历史的长河中，界定自己的方位，明确自己的着力点，是我们明确航向的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PP1-2)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

( 一)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主体性衰落与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的文明都曾中断过，唯有中华文明有国有史一直传承到今天，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简单地回归历史、留恋既往，而是从伟大历史中找回自信，进而更加坚定地走向未来。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康乾盛世，更是彰显了经济文化发展的繁荣景象和中国社会治理的博大智慧。

然而，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急剧沦为苦难民族，民族自尊与文化自信受到严重伤害。此后，实现民族复兴、重建民族主体性就成为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以“自强”、“求富”为主旨发起洋务运动，虽使落后保守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但由于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在不触动腐朽的专制制度和颓废的官场风气前提下，必然走进死胡同。随后，维新派思想家试图对政治、文化等层面实施新政，虽起到思想动员和启蒙作用，但由于顽固派势力发动政变，最终宣告失败。孙中山先生在《兴中会宣言》中首次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领导辛亥革命，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但这个革命并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政党政治也在当时中国兴起，大大小小的政党和政治团体在当时的北京、上海等地出现，但大多昙花一现。可见，这一系列探索性努力都没有完成民族复兴与民族主体性重建的历史重任。其中最本质的原因在于，未能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主要矛盾做出科学分析，未能在准确界划历史方位的基础上寻找出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

( 二) 中国共产党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民族主体性重建

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不仅因为中国共产党勇敢地承担民族复兴的使命，而且关键在于正确判断了不同历史时期实践所处的历史方位，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与政策，不断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阶段性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 准确地定位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并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找到了一条以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 进行了28年的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民族的独立。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2］(P3) ，恢复了国家主权独立，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实现人民民主。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大国”与“经济小国”的强烈对比性反差、“站起来”与“富起来”巨大鸿沟之间的历史窘境，时刻拷问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我们党创造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不同于苏联的“非暴力”社会主义革命新路，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得平稳进行，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3］(P1896) 。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建设我国重工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转变，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技成果表明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成果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青蒿素的发明和应用对中国和全球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50年代后期由于国际局势多变与我们党建设经验比较缺乏等原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呈现出艰难曲折，但是“纵观新中国成立后29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具有决定意义的”［4］(P1062)，“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2］(P3)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通过改革开放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人民群众生活显著改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显著提高，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发展活力极大增强，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们还将启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征程，进而真正使中国由“富起来”转向“强起来”。事实胜于雄辩。从民族解放到实现富裕，再到日益强盛，中华民族实现了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 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 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1］(P15) 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新的历史特点”的“新”主要体现两个层面，就世情来看，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世界加速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此消彼长。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应对好这一局势，“抓住历史机遇，作出正确选择，共同开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5］是当前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党的十九大调整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这一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实现中国梦要坚定“四个自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由于广大党员和群众自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我们取得了历史性巨变。同时也要指出的是，当前社会上还存在着一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怀疑”甚至否定的思潮。鉴于此，全党一方面既要通过澄清事实和讲道理的方式，纠正错误认识和观点方法，另一方面要继续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使得错误思潮彻底“破产”。只有这样，才能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中国梦要勇于自我革命，将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向纵深推进。十九大报告指出:“四个伟大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1］(P17) 我们党要勇于自我革命，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最前列，始终当好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二、科学社会主义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

自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诞生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和重心从西欧到苏联东欧再到中国，呈现为一个不断东移的过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危急关头逆势前行，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反观历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展望未来，只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复兴中国，才能重振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 一) “苏联模式”开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伟大探索的序曲

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开拓者，他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进行了有益设想和初步探索。从实践角度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包括无产阶级革命 与社会主义建设两个层面。其中前一个方面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阶级关系、阶级斗争 的分析，关于在先进理论指导下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无产阶级队伍、暴力夺取政权的论断，已经被实践证明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从后一方面来讲，由于时代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毕竟没有亲身感受到理想原则在具体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展开中所呈现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因此很难提出具体的方案来，所提出的一些想法主要是原则性和带有预测性，有的“设想”是科学的，有的“设想”是有条件的适用性。

在一百年前，俄国“十月革命”使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探索形成人类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实践形态，具有划时代意义。在苏联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苏联共产党领导苏联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形成了苏联模式。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苏联模式的弊端和问题也就愈来愈清楚地暴露出来。后来苏联共产党也曾经尝试对该模式进行改革，但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甚至出现了重大偏差，最终导致苏联社会制度的转轨。苏联解体源于没有解决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路径，长期以僵化、教条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因而未能正确估计苏联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没有解决好体制创新的问题。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由于将苏联经验教条化、神圣化，未能充分考虑本国的具体国情，致使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陷入危机。苏联东欧的解体，是“上世纪地缘政治上最大的灾难”［6］，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削弱了部分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赋予科学社会主义以新内涵

由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因此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势必 会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然而，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意识到，要有区别地且结合中国实际基础上学习苏联经验。在1956年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我们党在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要“走自己的路”，避免苏联模式的问题与不足。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就提醒大家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 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如今当然更要引以为戒。”［7］客观地说，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党和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初步改革或调整，为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打下了牢固的政治、经济基础。但从根本上来看，由于没有完全跳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无论从经济、政治体制还是从文化和科技领域来看，苏联模式的痕迹还是明显的，即使在发生中苏论战的分歧后，双方的差别也主要是停留 在意识形态领域，加之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后来又走向“阶级斗争扩大化”，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严重的曲折。

如何扬弃苏联模式的建设框架，真正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艰巨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领导集体的肩上。从 1978年开始到90年代初，我们党通过不断地总结与反思，以极大的勇气与政治智慧，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适时转化为方针政策指导和推动实践的发展。邓小平之后的历届党中央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和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1 世纪初，“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主要表现在对改革开放年代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执政能力和执政方略进行了新的定位和构想，阐释了先进生产力的概念、特征和历史功用，解答了在世界文化多元背景下先进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问题，揭示了党始终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根本立场。之后，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主要表现在揭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方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目标等方面，突破了单纯以数量与速度的经济指标作为导向，追求一种更为科学理性的发展原则。

( 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焕发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强大生命力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和各项事业发展，党中央以全新的视野，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命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通观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历史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在指导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效力。正如党的十九大鲜明指出的那样，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1］(P2) ，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的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化变化，我国“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1］(P2)，“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1］(P8) 。从近些年国际国内的舆论也可以看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宣告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上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的“破产”。恰恰相反的是，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党、组织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密切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做法和经验。截至2017 年10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已翻译成23个语种，在全球160多个国家发行650多万册，充分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肯定和赞誉［8］。在新时代新的伟大征程中，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必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增添前所未有的新质要素，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场”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三、人类现代化进程与“中国方案”的世界历史意义

走向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理想，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是，各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是不是只有一条普适之路，还是可以有多样化的选择，特别是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这是迫切需要回答的一个重大课题。

( 一)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垄断与现实困境

近代以来，以英美等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率先走出一条现代化道路，形成现代化的先发 模式。客观上讲，这一模式在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以科技创新引领生产力发展等方面有 其成功之处，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这种时间上的现代化先发性，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家 那里，被人为装扮为道义上的优先性与绝对排他性。西方现代化模式被无限夸大为普遍性、唯一性选择，而忽略了其内在特殊性，公然宣称“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9］(P58) 。自 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以来，诸如“逆全球化”等弊端和问题“浮出水面”，从金融、经济问题蔓延到政治、社会领域，这些问题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框架内难以找到有效解决方案。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的主要困境表现为:一是长期以来西方过度膨胀的金融产品集聚大量“泡沫”，养成的超前消费、借债度日习惯导致了债务负担“积重难返”，把福利制度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也致使财政“不堪重负”。二是一些西方国家政党利益凌驾国家利益，给经济和民生造成严重损害。譬如，美国两党曾经的“债务上限”之争，多次使美联邦政府“关门歇业”［10］。三是西方发达国家贫富分化加重，中产阶层萎缩，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健康流动“凝固化”。在社会问题淤积难解的背景下，群体性和恶性事件未来在西方国家层出不穷。四是思想道德“失范”，涉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官德、商德、公德，其后果是动摇了民众对资本主义政治权力、商业权力、话语权力等社会主流力量的信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会在相当一个时期内继续处于“亚健康”状态，其对发达经济体和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还会持续显现。

20 世纪以来的实践也证明，大多数选择依附性发展的后发国家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往往陷入发展窘境，发展的持续性不强、动能不足，在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中处于消极被动地位。正如西方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并没有带来它承诺的经济利益。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已使得第三世界中越来越多的人处于赤贫之中。”［11］(P3) 实质上，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利弊，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中叶就作出较为清晰的判断，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就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积极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P405)这是由于  西方现代性促进了人的独立人格的生成，从封建社会人对“权力”的过度追逐转向对“物质财富”的追逐［13］，这自然会使人类创造出丰硕的物质成果。然而，这种现代性存在着内在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讲的异化劳动的四种形式，即劳动产品的异化、生产活动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实质上就是指资本统治所带来的西方现代性的弊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端植根于其内在矛盾，如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的矛盾、物化生存与个人独立的矛盾等，这些矛盾将决定了资本主义必将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 二) 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框架下走出现代化的创新之路

近代中国在西方殖民主义冲击下，以被动姿态被卷入到现代化浪潮之中。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系列转型，但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成为拷问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难题。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后，明确将现代化路径求索与社会主义目标相挂钩，在社会主义框架下重启中国现代化建设之航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打开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门。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口号，并且取得社会主义初期的建设成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开创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历届党中央始终紧抓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主要表现为:一是彻底告别了以往那种“贫穷社会主义”的形象，着力于在经济和政治上解决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问题，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先进生产力的理念之上、建立在经济强盛为本的民\族尊严之上;二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保持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使社会主义现代化沿着健康的发展方向前进;三是将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改革开放有机结合，明确“改什么”、“怎么改”，大大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四是将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的外部环境相连接，注意学习和吸取先进技术、科学、文化以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虚心向西方学习，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经验和管理方式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总体来看，“中国实践”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在于，必须紧密结合国情实际、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了中国现代化的创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创造了连续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走过了发达国家用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进程。

( 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在传统基础上进行创新的过程。西方学者艾森斯塔特曾在讨论多元现代性问题时指出，尽管现代性的西方模式享有历史上的优先地位，并且将继续作为其他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参照点。但“20世纪末无可否认的趋势是，对现代性的理解、不同现代社会基本的文化议事日程日益走向多样化，这种多样化远远超出20 世纪50年代的现代性的同质化图景和霸权图景”［14］(PP64-65) 。可以看到，虽然艾森斯塔特这段话语所探讨的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世界，但从今天的现实世界来看，其核心思想越来越具有说服力。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展现出一条立足科学社会主义基座之上，对西式现代化保持了充分的批判性、反思性姿态，并从中国现代性的历史与现实情况出发，建构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性方案。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经验证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性方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道，共同构成了人类探索现代性与理想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了一种多元可能和发展空间”［15］。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适合本国国情而不是生搬硬套别国模式的道路; 是一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的道路;是一条走和平发展不是通过称霸甚至发动战争实现自身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是一条走科学发展、包容性发展而不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是一条走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不断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道路。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并非要世界其他国家复制“中国经验”，而是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明确指出:“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6］同时，在看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优越性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清醒地意识到:发展起来之后的中国，“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6］(P1364) 。我们不仅要进一步解决自身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同时也要强化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意识，着力探索全球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共性问题，与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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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作者王兵系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尚庆飞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