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芳

生死抉择是人生最严酷的选择，诠释着一个人最高的精神境界与价值追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难征程中，在南京雨花台，数以万计的共产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期间指出：“他们的事迹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要注意用好用活丰富的党史资源，使之成为激励人民不断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而今我们已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迈进民族复兴的新时代，在这一重要的历史关口，研究雨花英烈初心的建构与坚守，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雨花英烈初心的基本构成与双重维度

“雨花台，雨花台，红骨都在那里埋。”（黄励）民主革命时期，南京曾长期作为中华民国政府以及汪伪政权的首都，所谓的“重犯要犯”常常被押解至此，雨花台成为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主刑场。由于特殊的战争环境以及年代久远，英烈中留下姓名的仅有2406 位。本文的研究以雨花台陈列馆179 名烈士的史料为基本依据。据统计，其中 93% 以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未计入共青团员），包括党的创始人，因而可以这样认为，雨花英烈的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直接体现之一。

雨花英烈初心的基本构成：为民的情感初心与信仰的政治初心。一是为民之心，一心为民是他们投身革命的情感初心，是英烈初心的基础。“一颗为民心，万古终不泯。”（朱克靖）在英烈的诗文、书信中，随处可见他们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以及由此激发的革命热忱。二是信仰之心，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是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初心，是英烈初心的核心要义。要通过怎样的途径才能挽民族于危亡、救民生于水火？未来要建成一个怎样的社会，才能保障人民的幸福生活？在反复的思考、甄别、比较之后，他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谋福利的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中国共产党。为民的情感初心是初发心、原动力，是勇于担当的前提。信仰的政治初心是由为民之心发展而来的，是从为民出发，经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升华了的为民之心。

雨花英烈初心的双重维度：时空之维与党性之维。时空之维是雨花英烈初心的外在表征，英烈的初心表现为具体的时空存在，就英烈个体而言，从初心的确立到践行，直至生命的终结，初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就初心的传承性而言，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共产党人不惧牺牲、前仆后继，将革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后来人”的坚守使得这份初心超越了个体的生存时空，获得了不朽的意义和永恒的价值。“我死后有我千万同志，他们能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我的革命事业必底于成，故我虽死犹存。”（史砚芬）党性之维是英烈初心的内在本质。“为了谁”是雨花英烈初心的逻辑起点，而“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刘少奇）英烈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坚守初心、践行党性的最高形式，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起一座永久的精神坐标。

二、雨花英烈坚守初心的力量之源

数以万计的共产党人，宁可牺牲生命也要捍卫信仰、坚守初心，这在世界政党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其历史成因也是复杂多维的。从外因分析，英烈们坚守初心的力量之源主要来自传统文化的精神培育、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政党组织生态的引领感召。从内因来看，主要源自个体至仁至爱的道德情感和积极主动的斗争实践。

文化之源：修齐治平家国情怀的精神培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影响了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两千余年，它不但是仁人志士最推崇的理想人格，也是中国国民的行为规范，是整个民族向前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平天下”与追求理想社会的代表，最经典的就是儒家所描绘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样的社会图景与共产主义社会有着一定的相似度，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生根发芽的传统文化根基。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意识，既能催人奋进又能砥砺品行，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牺牲精神，“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士大夫精神等等，已深深熔铸在先烈的人格之中。英烈的诗文常常引经据典、以明心志。当民族饱受凌辱、百姓民不聊生之时，他们义无反顾、舍我其谁。“国不可不救。他人不肯救，则惟靠我自己。他人不能救，则惟靠我自己。他人不下真心救，则惟靠我自己。”（恽代英）救亡图存已经成为他们本能的情感表达和自觉的价值追求。

理论之源：马克思主义真诚信仰的理性之翼。马克思主义对英烈初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环节：一是对理想目标义理上的论证说明；二是提供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帮助确立可操作的实施方案；三是提供信仰的不竭精神动力。列宁指出：“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在雨花台陈列馆中，70% 以上的英烈都受过高等教育，在确立信仰之前，通常要进行甄别比较、反复研究，从而作出理性选择，这是雨花英烈信念极为坚定的重要原因。雨花英烈中除极个别因伤重不治，基本都遭遇了被捕、关押、诱降、严刑拷打、押赴刑场的经历，少则几天，长则数年。身陷牢房绝地，唯一可以凭借的只有精神武器，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我相信，十分相信是终有一日会偿了我们的夙愿的。”（张炽）信仰至上是雨花英烈精神最为突出的特点。

组织之源：政党内部良好生态的引领感召。“组织能使力量增加十倍”。党组织对英烈初心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精神层面的价值导向。信仰至上是雨花英烈精神最突出的特点，中国共产党是以信仰凝聚起来的政治组织，而由共同信仰所组成的志同道合的群体也更容易精诚团结、肝胆相照。其二，组织层面的有效动员。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可以极大地调动个体的积极性和内在潜力。其三，干部层面的模范引领。建党早期，李大钊、陈独秀等党的领导骨干号召爱国青年为了革命事业要不怕牺牲、不惧监牢，并且身体力行，这是奉献牺牲的政党精神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深深影响着广大党员。“不能选择哪儿干得痛快，重要的是看对革命是否需要。最危险、最危难、别人都不喜欢的岗位，经得起考验的老同志应当义不容辞的站上去。”（邓中夏）在雨花台陈列馆已搜集到的史料中，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烈士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还是党的领导干部，从政治局常委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团委书记、支部书记，仅极少数没有担任党内职务，他们的模范作用又带动了广大党员、广大青年，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量。

道德之源：至仁至爱以民为上的情感动力。崇高的信仰是以高尚的道德为基础的。英烈初心的根基在于个体内在的仁爱之心，是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对人民的情感越强烈，这份初心就越坚定。马克思曾经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牺牲在雨花台的烈士很多都是隐蔽战线的革命斗士，由于地下工作的特殊性、隐蔽性、复杂性，坚守利他的为民初心更需要高度的自觉性、自律性。在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背后，是对生命价值的终极追问，是对道德根本问题的思考和探求。“要认定一个人不是为一己而生，是为社会、为人类而生，以最多数人之最大幸福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最大责任，而以尽此责任为乐。”（侯绍裘）从道德层面来看，英烈的信仰初心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即道德追问（生命价值）——道德标准（责任担当）——道路探索—— 确立初心（信仰之心）——道德自律——坚守初心。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个人道德，规范着他们的行为方式，进而使个体的发展与民族的命运，在信仰层面获得高度统一。

实践之源：存亡之秋革命斗争的淬火升华。信仰本身即具有实践性。信仰超越社会存在，但又始终立足于社会存在，扎根于日常生活，一旦离开社会实践，信仰就会因为“超凡脱俗”而失去实现的现实路径，从而陷入信仰危机。实践性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点和内在要求，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实践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中心线索。无论是在革命顺利之时，还是在革命低潮之际，先烈们均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在实践中了解民生疾苦、获得真知灼见。自从投身社会革命，他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人生选择，或放弃良好的家庭条件，或放弃安宁的国外生活，或放弃唾手可得的财产与官职，甚至屡屡入狱仍初心不改，随时做好牺牲准备。被捕次数最多的是骆何民烈士，达到七次之多。每一次面对选择时，英烈们都是舍小我、为大我，在严酷的斗争中锻造成钢铁般的意志，当真正面临生死考验时，走上雨花台实际上是历次选择的延续与升华。

三、雨花英烈初心的当代启示价值

关于初心之源的现实对标。党的十九大报告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实质上是针对执政党、领导干部与普通党员三重主体提出的。下图进一步分析雨花英烈初心的影响因素，并将之与三重主体进行对标，以汲取其中的营养因素，找寻当下坚守初心的现实路径。

在成为执政党之后，外部自然淘汰条件已基本消除，构建自然淘汰机制更侧重于内部自我革命，这是党的建设面临的新的考验。当自我革命力度不足时，一部分党员就可能初心不在、信仰迷失。“现实表明，信仰的动摇和理想的迷失，通常不是在胜利前，而是在胜利后；通常不是在执政前，而是在执政后；通常不是在事业的低谷，而是在事业的高峰；通常不是被敌人打垮的，而是被自己打垮的。”如果从人性的弱点来考察这一现象，可以发现其关键仍然在于“利益关系”，利益考验乃是万里长征中更为严峻的考验，并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资本也可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利益。因而要使党员领导干部们不忘初心、守住初心，除了把好入口关，以及思想引导、猛药去疴之外，革除党员和领导干部身份可能附着的各种利益，使之成为一种责任、一种付出、一种利益的让渡，进而构建新时代的党员自然淘汰机制，使党组织真正成为由信仰而凝聚起来的坚强堡垒，这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 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关于自然淘汰机制的逻辑思考。党员队伍的自然淘汰机制有助于党组织的成长壮大。革命年代的自然淘汰机制一方面源自外部的恶劣环境，另一方面源自内部的自我革命。在研究雨花英烈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残酷事实，每一位烈士的背后，几乎都有一名或若干名叛徒。在革命低潮时期、在身处危难之际，有相当一批人脱离甚至叛变了组织。客观而言，外部的恶劣环境也具有天然的淘汰作用。同时内部的自我革命也使动机不纯者望而生畏。自我革命包括一系列举措，其核心是革除自身的利益，这也是体现党员先进性的核心问题。从党的文献与实践中可以发现，党的先进性始终联系着对利益的态度，并一直旗帜鲜明地强调，党是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二大即要求“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以雨花英烈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只是牺牲个人的利益，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正所谓大浪淘沙始见金，在革命过程中， 虽然也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越到后来，这队伍也就越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对照英烈们坚守初心的力量之源，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大体都可以找到自身的不足与差距。比如党的领导干部是否具有责任担当精神，是否立场正确、信仰坚定，能否严格自律、抵制诱惑、经受考验等。普通党员是否领会并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服务本领，能否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等，这些日常表现中的对标可以直接体现出党员是否坚守了初心，以及在哪里失落了初心。针对存在的问题，党组织亦可以找寻应对之策，是否尽到了教育引导的责任，是否建立了有效的制度，是否监督考察失职等，从而采取相应举措。影响英烈初心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这里罗列与对照的也仅是主要方面，以期引发进一步的探讨。

                                       （作者系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  

                                                                                                                                          原载于《唯实》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