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兵

在旧中国，若仅存个人追求，普遍高学历的雨花英烈完全可以用学历换取功名利禄，享受衣食无忧的舒适生活。然而，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舍身为民的革命道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着他们？这种力量就是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

雨花英烈绝大多数是社会精英人士，拥有着优裕的家境，受到过高等教育，不乏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十多个名牌高校的高材生，有的还留洋海外。如恽代英出身书香门第，是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的高材生；邓中夏出身官宦家庭，毕业于著名的北京大学；许包野出身华侨商人家庭，留学法德奥等国并获博士学位，通晓7国语言；施滉烈士系美国斯坦福大学硕士。

在旧中国，若仅存个人追求，普遍高学历的雨花英烈完全可以用学历换取功名利禄，享受衣食无忧的舒适生活。然而，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舍身为民的革命道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着他们？这种力量就是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这样一种信仰是如何生成的？为什么这样的精英群体能始终忠诚于他们的信仰，在面对生与死的抉择上，敢于为共产主义信仰献身？

首要的是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为毕生使命。雨花英烈时刻关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幸福。面对西方列强入侵“亡国灭种”危机不断加深，面对人民疾苦和国难日益深重，面对国民党政府无能退让妥协，他们首先记住的是要救亡图存，抵御强敌入侵，建设富强统一的国家，捍卫民族尊严。他们深知，家国是一体的，没有国就没有家。为何是深知？恰恰因为他们是社会精英，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特别是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深切意识到要以天下为己任，要心系百姓、造福苍生。可以说，爱国主义情怀正是雨花英烈选择舍小家为大家，把国家民族利益置于个人之上的重要原因。1917年，22岁的恽代英在《我之人生观》中提出，人生之目的在于“利社会、利国家、利天下”的人生观思想。吕惠生烈士平静而坚定地说：“我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受了社会高深教养的知识分子。当这样国家民族空前困难，且是国家民族空前转变的时候，将要扬弃一切坏的东西，变成一个崭新的万世幸福光明的局面的时候，在这时候，我能不尽心竭力地担负起我人民一分子的历史使命吗？我是一定要担负起来的。”史砚芬烈士在绝笔信中写道：“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

其次是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理，并在理论和实践互动中达成对马克思主义的笃信。如果说爱国主义情怀更多是情感的话，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追求和笃信是更为关键的一步。仔细研究雨花英烈群体可以看到，这些高学历、家境富的人士在救国道路上，达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大多有一个比较选择和最终确立的过程。他们在执着追求科学真理和信仰的过程中，经历了对各种“主义”的对比和实践，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终生信仰的“光明之灯”。例如，恽代英信仰过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团，并在身体力行的社会实践后放弃这些思想，最后在深入学习、研究、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后坚定信仰。再如，作为清华大学高材生和学生领袖的施滉在留学美国时，曾对国内形势以及国共两党做了客观的比较和分析，认为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敢于斗争，革命彻底，“不仅彻底反帝反封建，还同情和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要解放全人类”。为此，他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并在国内革命斗争形势异常严峻之时，回到祖国开展革命工作。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揭示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正确路径和光明前景，成为雨花英烈心中不可动摇的崇高信仰和指路明灯。他们甘愿用生命去实践、去坚守这份信仰，因为它是迄今为止最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良知的科学思想体系，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他们用这信仰指导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在生死考验面前，毅然选择走向牺牲，成就了一个“可爱的中国”。

再次是怀有崇高的价值追求，在坚守信仰中保持精神生命永恒性。人的生命包含三重属性：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自然生命主要关注人得以存活，社会生命关注人对社会的影响力，精神生命是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存在。作为精英的雨花英烈群体，正是他们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和优裕的家境，使得他们在这三重生命的关注上，并不仅仅去尽力延伸自然生命的长度，而是竭力拓展社会生命的宽度，更要去奋力提升精神生命的高度，从而享受到真正的幸福生活。特别是被捕后，面临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抉择时，义无反顾地选择精神生命。这也正是雨花英烈精神的独特性，他们超越了世俗人的追求，是他们笑对死亡的重要原因。邓中夏烈士在信中遗言：“就是烧成灰，我邓中夏也是共产党员！”高文华烈士在狱中写给父亲的信：“我们虽然苦，但我们的良心没有受罪。我们虽然苦，我们依旧有我们至高无上的精神的愉快。总之，我们是真理的追求者，我们是最公正无私的人，我们是最快活的人呀！”胡秉铎烈士在狱中写给家人的信中也写道：“因事被警察厅下狱了，儿已失去自由，望家中不必挂念，干革命总是要有死难的，为布尔什维克而死，虽死犹生。”高文华烈士书写的“至高无上的精神愉快”，实质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信仰，相信它能指引人民实现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

（作者系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原载于《南京日报》2021年4月28日B3版